晨露未晞,政法大学的梧桐道上。
张海峰穿着洗净的蓝色工装,脚下是刷得发白的劳保鞋,每一步都走得格外用力,仿佛要把鞋底沾着的物流园尘土,深深印在这所高等学府的地面上。
“别紧张。”
郑仪拍拍他绷紧的后背。
“徐老师最讨厌装腔作势的人。”
法学院三楼,徐永康的办公室门敞开着,老人正在给一盆绿萝浇水。
听到脚步声,他头也不回地说:
“进来吧,工人阶级同志。”
张海峰的脚步猛地顿住。
这个被工头骂过“臭苦力”、被保安赶过“别弄脏地板”的搬运工,第一次听到有人用“同志”称呼他。
徐永康转过身,目光落在张海峰磨破的袖口和粗糙的手掌上,忽然伸出双手。
那双写过多部法学著作的手,稳稳握住了沾满机油与茧子的手。
阳光斜斜地照进办公室,三个身影围坐在旧茶几旁。
张海峰起初磕磕巴巴,但当讲到工友们如何凑钱买法律书籍、如何轮流守夜研究仲裁流程时,语言突然变得流畅有力,徐永康时而拍腿叫好,时而皱眉记录。
郑仪注视着这一幕,恍惚看到两条原本平行的生命线,在此刻历史性地交汇。
茶水续了三巡,徐永康忽然问:
“海峰同志,论坛发言稿准备好了吗?”
“我、我读的书不多……”
“要的就是这个!”
老教授一巴掌拍在茶几上,茶盏叮当作响。
“你不需要像那些专家一样引经据典,说说你帮工友讨薪时,劳动局的门往哪边开?仲裁庭的椅子有多凉?老板的律师怎么用法律条文绕晕你们?”
张海峰黝黑的脸渐渐涨红:
“这些……真的能说?”
“不但要说。”
徐永康眼中闪着锐利的光。
“还要当着王振国的面说!”
窗外,正午的阳光穿透云层,将三个人的影子投在书架上那排精装法典上。
一个皓首穷经的学者,
一个摸爬滚打的工人,
一个重拾初心的青年。
阶级或许不同,但此刻,他们都是同志。
夕阳西垂,张海峰走在高大的梧桐树下,手掌轻轻拂过斑驳的树皮。
身旁不时有学生骑车掠过,书包里露出《刑法学讲义》的边角,车铃声清脆地划破黄昏。
“想过吗?”
郑仪突然问。
“如果当年……”
“天天想。”
张海峰笑着摇头,目光追随着远处图书馆的尖顶。
“特别是头两年打工时,每次路过大学门口,都会算,这时候我本该在哪个教室上课。”
郑仪沉默着。
前世他大学毕业后忙于钻营,早忘了这个少年时的兄弟,更不曾知道对方承受了多少遗憾。
“后来就想通了。”
张海峰弯腰捡起一片完整的银杏叶,对着夕阳细看叶脉。
“我爸现在还瘫在床上,我妈在菜市场有个摊位,工友们叫我‘张律师’……这条命啊,它不给你走直线的机会。”
风吹动树影婆娑,恍惚间郑仪似乎看见另一个时空的画面,意气风发的张海峰穿着学士服,站在政法大学的礼堂前抛起方帽。
“后悔吗?”
“悔有什么用?”
张海峰把银杏叶塞进《法学概论》的书页里。
“我现在帮老李头讨回的工钱,可比文凭实在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