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教授的办公室里,早晨的阳光透过百叶窗洒在舒展的绿植叶子上,衬得愈发可人。
郑仪将发言稿递给徐永康,认真地补充道:
“老师,我希望能加一个人共同发言。”
“哦?”
徐永康翻着稿子。
“哪位教授?”
“不是教授。”
郑仪直视老师的眼睛。
“他叫张海峰,是城南物流园的一名搬运工,同时也在自学法律,帮助工友维权。”
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。
徐永康放下稿子,眯起眼睛:
“工人?”
“工人阶级为什么不能上台发言?”
郑仪的声音平稳但坚定。
“他比我们更了解基层司法实践的真实困境。”
白发苍苍的老教授突然笑了,眼角皱纹舒展开来:
“工人阶级光荣!这话我四十年前就说过!”
他猛地拍桌。
“加!必须加!”
郑仪没想到老师答应得这么痛快。
徐永康起身从书柜深处抽出一本泛黄的相册,翻到某页指给郑仪看。
照片里是年轻时的徐永康,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站在工厂大礼堂的讲台上,背后横幅写着“工人阶级要掌握司法武器”。
"你变了。上次来找我时还是个急着往上爬的聪明人,现在倒是想起要低头看看了。"
徐教授的话让郑仪微微一怔。
老人合上相册,深邃的目光仿佛穿透时光:
“你还记得开学第一课,我问你们为什么要学法律吗?”
郑仪当然记得。
那时的他站起来侃侃而谈,说什么“维护公平正义”“推动法治进步”,赢得满堂掌声。
可现在回想起来,那些漂亮的词句里,有多少是发自真心?
徐永康没有等他的回答,只是轻轻拍了拍桌上那叠发言稿:
“现在,你终于给出答案了。”
“不晚。”
老教授转身望向窗外,法学院的梧桐树正在风中摇曳。
“但或许也算早了,我本以为你要经历几年官场沉浮,才会懂得低头看看脚下的土地。”
郑仪喉头发紧。
他没法告诉老师,自己已经经历过一次失败的职业生涯。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岁月,那些被现实磨平的棱角,恰恰是重生后最珍贵的财富。
徐永康的声音忽然变得低沉而有力,像在宣读一份尘封的宣言:
“知识分子和工农阶级从来不可分割!”
说罢,他的语气变得严肃,而又带着气愤。
“当年我们下乡普法,睡的是草垛,吃的是红薯,可老百姓把最厚的被子让给我们……”
“这些年,有些人坐着办公室空谈改革,却连农民工的手都不敢握;有些人张口闭口‘依法治国’,办的却是锦上添花的面子工程。”
郑仪看见老人斑白的两鬓在颤动,那只按在相册上的手背青筋凸起。
“但只要像我这样的老骨头还没死绝——”
徐永康突然剧烈咳嗽起来,郑仪连忙递上茶杯,却被他摆手制止。
“那个火热光荣的年代就没有真正逝去!”
徐教授的话如黄钟大吕,在郑仪心头轰然回响。
他站在那里,忽然意识到自己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不只是一个学术权威、人脉桥梁,更是一段活的历史,一种精神的延续。
那些自己曾经以为早已远去的理想主义,原来从未真正熄灭。
“老师……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