真正厉害的学霸,到了大三、大四的时候,手上通常已经攒下了篇质量不错的论文,这些论文可不是随便糊弄的“水文”,而是实打实有研究价值、能拿得出手的成果。
这些论文就像他们的名片,是他们敲开各种机会大门的重要资本。
毕业的时候,哪怕是那些名气响当当的长江学者这样的大牛教授,看到这些学生的简历,也会忍不住多看两眼,甚至主动抛出橄榄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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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些大牛教授可不是随便谁都能入他们的法眼。
他们自己当年也是从学霸一步步拼到顶尖学者的,对什么样的学生有搞科研的潜力,那是一看一个准。
如果哪个学生被他们看中了,那可真是走了大运,直接就能加入顶尖的科研团队。
有了这样的平台,未来的展机会自然比普通学生多出十倍百倍,不论是继续深造还是找工作,都能甩开同龄人一大截。
对于那些想出国读研的同学来说,论文的重要性就更不用说了。
手里要是攥着几篇像样的论文,申请美国常春藤名校的奖学金,成功率能高出不少。
国外大学的招生委员会,那些挑剔的教授们,最看重的就是申请者的实际研究经验。
要是能在本科阶段就拿出几篇表了的论文,证明自己不是只会考试的书呆子,而是有真才实学的科研苗子,那录取通知书基本就稳了。
反过来,那些只知道埋头考试、成绩单上全是o+的学生,情况就有点尴尬了。
考试成绩好当然重要,但到了考研或者找工作的关键时刻,光会考试可就不够看了。
就算考研初试成绩不错,到了复试阶段也很悬。尤其是考研复试,导师们最关心的不是你能考多少分,而是你有没有搞科研的能力。
没有论文积累的同学,在考研复试时拿不出像样的研究成果,面对导师们犀利的问题,常常是两眼一抹黑,啥也答不上来,最后能不能过关,就全凭运气了。
不过,八零年代的北大,虽然是华国的最高学府、全国学子心中的圣殿,但跟国际上的顶尖大学比起来,条件真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。
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资源支持,都显得捉襟见肘,做什么事都像是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,困难重重。
老师和学生们做实验时,实验室里缺这缺那,实验材料不够用,设备更是老旧得让人抓狂。有些仪器压根就是坏的,或者压根就没有,只能靠大家想尽办法凑合。有时候,为了完成一个实验,师生们得东拼西凑,借来借去,费时又费力。
就算是不用做实验、专搞纯理论研究的学者,日子也不好过。
八零年代,互联网还没普及,国际学术交流远没有后世这么方便。
想看看最新的国际学术期刊,图书馆里的外文期刊少得可怜,偶尔有几本,还是过期的。
想自己掏钱买?那更是不可能的事。
国外的学术期刊贵得离谱,随随便便一本就得几十上百美元,对于那时候工资微薄的学者来说,简直是天价,根本买不起。
有些学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,只能使出浑身解数,托关系、找门路,拜托那些出国访问的熟人帮忙带点资料回来。
运气好的话,能弄到一些国外期刊的影印件。可就算这些影印件好不容易寄到国内,新的问题又来了。
很多学者的英文水平有限,面对密密麻麻的英文原文,读起来真是头大如斗。别说快理解吸收了,连基本的翻译都费劲。
没办法,有些人只能再四处求人,找英语好的人帮忙把论文翻译成中文,才能勉强看懂。
这个时候,裴瑜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。
裴瑜读起国外的学术论文来,简直是行云流水,丝滑得不行。
不管多晦涩的专业术语、语法多复杂的句子,她都能轻松搞定,翻译得非常透彻。
这可把不少教授乐坏了!
在这个资源匮乏、语言障碍重重的年代,裴瑜这样的英语人才简直就是稀世珍宝。
于是乎,越来越多的教授开始找她帮忙,请她把那些让人头疼的英文论文翻译成中文。
裴瑜刚忙完期中考试的各种杂事,总算喘了口气,得了点空闲时间。
结果还没歇多久,就又有教授笑呵呵地找上门来了,手里照旧攥着一堆国外的学术文献,求她帮忙翻译:“裴瑜,你帮我瞅瞅这篇论文写得咋样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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